早上六点半,老式挂钟的钟摆发出沉闷的滴答声。我像往常一样准时睁开眼睛,身体的酸痛感提醒着我,我又老了一天。老伴走后,这张双人床显得格外宽大,也格外冰冷。我摸索着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外套,轻手轻脚地走出卧室。
【资料图】
路过次卧时,我习惯性地停下了脚步。房门紧闭着,门缝底下透出一丝微弱的蓝光。那是电脑屏幕的光。里面没有任何动静,但我知道,我的儿子李诚,此刻要么正戴着耳机在虚拟世界里厮杀,要么就是刚刚熬过一个通宵,正沉沉地睡去。
他今年42岁了。在这个本该是家庭顶梁柱、事业中坚力量的年纪,他却像一个被时间冻结的幽灵,蛰伏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卧室里,已经整整十五年。
我走到厨房,把昨晚剩的米饭煮成粥,又从冰箱里拿出两根油条放进微波炉。热饭的间隙,我看着窗外渐渐亮起的天光,马路上开始有了车流,穿着校服的孩子背着书包匆匆走过,年轻的上班族手里攥着包子冲向公交站。那是属于正常人的、充满烟火气的生活。而我的家,却像是一口枯井,连一点微风都吹不进来。
把早餐摆在餐桌上后,我走到次卧门前,轻轻敲了敲门。“诚诚,起来吃点东西吧,别把胃饿坏了。”
门里没有回应。我又敲了两下,里面传来一个不耐烦又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:“放着吧,我待会儿吃。”
我叹了口气,没再说什么,独自坐在餐桌前喝完了那碗白粥。很多人问过我,一个好端端的大男人,有手有脚,怎么就成了这副模样?每次面对亲戚朋友或是老邻居的旁敲侧击,我总是用“他身体不好”、“他在家做自由职业”、“他在准备考个什么证”来搪塞。可是,谎话说多了,连我自己都觉得刺耳。
李诚并不是天生的废人。相反,他曾经是我们两口子的骄傲。他从小听话懂事,成绩虽然不是最拔尖的,但也顺利考上了一所普通的二本大学。2004年,他大学毕业,穿上借来的西装去参加面试,那天他站在镜子前,眼睛里是有光的。他跟我说:“爸,以后我赚钱了,给咱家换个大彩电。”
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。那是一份辛苦差事,经常要跟着货车跑,还要应付各种脾气暴躁的司机和客户。他干了不到三个月,整个人瘦了一大圈,每天下班回到家就瘫在沙发上不说话。
有一天,他因为发错了一批货,被主管当着全办公室人的面指着鼻子骂了半个小时。那天晚上,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。
老伴心疼坏了,在门外抹着眼泪说:“这什么破公司,咱不干了!一个月就两千块钱,还把人使劲使唤。回来歇着,妈养你!”
那时的我也觉得,孩子刚踏入社会,受不了委屈是正常的。我附和着说:“对,辞了吧,歇一阵子,找个轻松点的、适合自己的工作。”
就是这句“歇一阵子”,成了我这辈子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。我以为那是给他包扎伤口,却没想到那是亲手给他打了一针麻药。
辞职后的李诚,在家里过了几个月舒坦日子。每天睡到自然醒,老伴把饭菜端到他手边。后来,他又陆陆续续找过几次工作:做过销售,嫌要看人脸色;做过文员,嫌工资太低没有发展前途;跟着亲戚去工地做统计,干了半个月嫌环境太差跑了回来。
每一次失败,他都能找到看似合理的借口,而每一次,我和老伴都无底线地包容了他。“没事,这个不合适咱再换”、“现在的就业环境确实不好”、“你慢慢找,家里不差你这一口饭”。我们的纵容,像温水煮青蛙一样,一点点剥夺了他直面困难的勇气。
到了他三十岁那年,借口变成了“考公”。他买了一大堆参考书,宣布要闭关复习。我和老伴喜出望外,以为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
为了不打扰他,我们看电视都不敢出声,走路都踮着脚。他要买什么复习资料,要换什么高配置的电脑查资料,我们二话不说就掏钱。
可是,三年过去了,他连一次笔试都没有通过,甚至后来连考场都不去了。那堆复习资料上落满了灰尘,而他待在房间里的时间越来越长。他开始日夜颠倒,白天拉上厚厚的遮光窗帘睡觉,晚上在电脑前敲击键盘。
我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对劲,试图硬起心肠赶他出去找工作。那是我和他爆发的最激烈的一次争吵。我掀了他的键盘,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没出息、啃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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